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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林虎——复旦大学原副校长

2007年6月19日,是方林虎70虚岁生日。按上海人做九不做十的风俗习惯,这年应当是他七十华诞贺寿之年。复旦大学老教授协会与他共事多年的朋友们,在为他举行的庆寿宴上,给他赠送了一幅装裱好的寿联。寿联是这样写的:
俯首为牛,行事似虎,领导风范,方正圆通,幸朋友成林;物理立业,电子建家,教师本色,呕心沥血,视名利如烟。
这幅寿联,是对方林虎的事业建树、行事风格和个人品德的评价,体现了众多朋友对他的关爱和敬重。
寒门出人才

方林虎是在新中国的阳光下长大成材的。他1938年出生于宜兴和桥镇一个普通的家庭。他父亲仅读过几年私塾,为了谋生,先是去蜀山学习陶瓷绘画,即在陶瓷品上描绘花鸟鱼虫,后经商,也未有成就。他母亲虽出身中医世家,但因外祖父早逝,她也未能上学,出嫁到方家后,相夫教子,勤俭治家,是克尽妇道的贤妻良母。方林虎有五个兄弟,还有一姐一妹,他排行老四。虽然是多子女清贫家庭,但父母尽力培养他们,使他们接受了完整的小学或初中教育。他大哥14岁便和二哥外出当学徒,开始分担家庭责任。解放后大哥到公安局工作,每月食宿由国家供给,仅有工资26元,其中20元供方林虎读高中、妹妹读初中。他们的父母离去后,相抵姐妹早已自立门户;但他们仍亲如一家,手足情深!道德门风,令人称道。
方林虎自幼聪明好学,成绩优良,在保国民小学和养初小学分别读完初小高小。1950年以第一名的考分升入和桥中学(宜兴三中),后转学到宜兴一中。1956年升入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在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大背景下,在复旦大学这片沃土上,他迅速健康地成长起来。
与大城市的中学相比较,宜兴的中学质量虽高,但当时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理化实验教学薄弱,学生动手能力差。方林虎也有此弱点。所以当他来到复旦大学物理系初进实验室时,面对一堆光电仪器,他茫然不知从何入手。一段时间里,他的成绩上不去。实验报告常得“大批杠”——“X”,老师严厉的目光使他望而生畏。因此,在分专业时,他竟表示:除无线电专业外都愿意学,因为此专业对实验能力要求高。但是,事与愿违,系领导以国家需要为由,偏将他分到了无线电物理专业。是造化,是命运,也是机遇,“一纸定终身”!从此他在这个学科领域里追求奋斗了半个世纪。他和他的同事们推动复旦无线电专业事业的建设,而这项事业也成就了方林虎。
1958年,复旦大学为了适应国家急需的无线电、原子能、半导体、高分子等新兴学科建设的需要,培养年轻的科学人才,挑选了一批在读优秀学生作为“预备教师”,方林虎名列其中。他们在教师带领下边干边学,直接投入新课程、新教材以及实验室的建设。在建设微波技术实验室时,手头上仅有从旧雷达上锯下来的几根波导管和少量的外文资料,真可谓“一穷二白”,方林虎等人接受了任务,到同济大学旁听机械零件和机械制图课,掌握这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技术,同时到工厂和老师傅一起边画图、边比划、边加工。终于和上无26厂、科学院仪器厂共同研制成了10公分同轴测量系统和3公分波导测量系统。为了测量国产钢琴的音色,他又和上海钢琴厂技术人员一起,日夜奋战,攻克了选频精度高、噪音低的高倍选频放大器的关键技术。原先动手能力不强甚至畏惧实验的方林虎表现出了巨大潜力。也正因为此,他一毕业即被任命为物理系微波实验室负责人。这段经历对方林虎影响是深远的,不仅掌握和积累了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也大大提高了他实际操作的技术水平,更重要的是,他的感悟,使他在日后担任校系领导工作时,能正确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能协调好有关各方和有关各级人员的关系,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来成就事业。

十年系主任 六年副校长

1982年,为发展微电子集成电路技术等信息学科,复旦大学建立了电子工程系。建系开始,方林虎即被任命为系副主任,三年后又被选为系主任,在这个岗位上他一干就是十年。而十年,就是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十年。发展到今天,它已成为复旦大学信息学院的半壁江山。已拥有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电路和系统两个国家重点学科;拥有全国唯一的专用集成电路和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拥有电子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工程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所有这些“拥有”中,都洒下了作为系领导的方林虎的心血和智慧。
复旦大学,原是文理综合性大学。传统的理科,一般指数、理、化、生等基础学科。电子属工程技术学科,在原来的物理系,仅占一门课程或一个专业的地位,因此教学、科研积累和人才积累都比较薄弱。建立电子工程系基础差,难度大,但他坚信方向是对的,是国家急需的,因此,他迎难而上,多次奔走南北,联络北大和南大等兄弟院校的电子学科,一起建议国家教委,将原属于物理教材编审委员会的无线电教材编审小组升格为独立的理科无线电教材编审委员会,即后来的信息与电子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方林虎一直是该委员会的委员,还担任过秘书长),使之与物理系同为一级学科,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电子工程系的专业设置、教学计划的制订以及课程和教材建设。之后,他又在办出特色、体现优势上积极探索。方林虎等对全系各个专业情况进行仔细分析后,认为半导体与固体物理已有一定基础,又掌握了集成电路工艺,这是一般工科院校不具备的;复旦有较强的电路与系统和计算机辅助技术,这又是一般理科院校的薄弱环节。决定将两者优化组合,从而形成了大规模集成电路工艺以及计算机辅助设计与测试的优势。与此同时,又利用学校物理、电子及生物学科的力量,建立并发展了生物医学工程这个新兴学科。在全系教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学校电子工程系在竞争中不断成长壮大。“六五”“七五”“八五”期间,承接了数十项国家科技攻关及其他重点项目的研究。在上海市委、科委主持的“七五”科技规划中,将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列为大规模集成电路和生物医学工程两个领域的组长单位。方林虎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不谋私利,热忱正派,深受同事们敬重,同时,他思路开阔,求真务实。在基于对电子信息科学与当代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广泛联系这个事实的认识,他打破关门办学的陋习,广泛整合社会力量以增加办学资源,先后与IBM、英特尔、贝尔实验室、德克萨斯仪器公司、国脉公司、华为公司、华虹集团等合作建立研究中心或联合实验室,获得了价值上亿元的先进仪器设备捐赠,增强了办学实力,拓宽了视野,促进了教学科技水平的提高,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产学研结合中培养出大批国家急需的高质量人才。1987年,国家教委委托全国理科无线电教材编审委员会主持,为复旦的电子信息系统实验教学改革成果召开了鉴定会并获得肯定。采用鉴定会的形式对教学成果进行验收评估和肯定的做法在全国还是首例。他还积极支持学生的科研创新活动,该系历届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挑战杯竞赛均获优异成绩,参加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数次夺冠。
方林虎担任系主任时,从未离开过教学科研第一线。他长期从事电磁场理论与微波技术的教学与科研,先后讲授了电磁场理论、微波技术、微波测量以及天线和电波传播等课程;承担的射频仿真系统辐射阵设计、微波网络分析仪研制以及淋巴水肿微波烘疗器及其应用等项目均已投入使用,获得了各级科技成果奖。“双肩挑”难免会产生各种矛盾,但他处理得很好。不脱离教学科研不仅有利于提高自己得学术水平和业务能力,并且有利于深入联系群众,掌握第一手资料,这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帮助正确决策,两者相辅相成。由于在电子工程系的出色的工作,在群众的拥戴下,于1993年被任命为副校长,先后分管总务、规划与基建、理科科研、发展与研究、校董会、校友会等。他将在基层积累的学科建设、科研的油画组合及组织管理等办学的经验用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对科研他尽力去营造一中宽松、创新、踏实的氛围,提倡“顶天立地”,“顶天”指基础研究一定要创新,前沿的;“立地”指应用科研必须立足于为当前社会于经济发展服务。他积极支持浦东发展,建立复旦浦东园区;又与市科委、杨浦区合作,建立杨浦国家科技园区及科技企业孵化基地。他主持了复旦大学校园网的规划与建设,大大促进了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

俯首甘为牛
由于方林虎在能力、品德和作风等方面的出色表演,以及他对事业的重视和对群众的关心和尊重,因此,深莩众望。他从副校长岗位上退下来不久,就被老教授们选为校老教授协会会长和退离休教师协会理事长,后又被选为上海市老教授协会副会长、退离休教育工作者协会副理事长,从事老龄事业,为老教授们服务,全心全意,竭尽忠诚。
他在电子工程系当过十年系主任,当过副校长,有丰富的管理经验、技术资源和广泛的人事资源,有一笔无形资产。社会上不少科技公司请他当董事长和顾问,一些新建的大学请他出任校长,他可以待价而沽,坐享高薪。可是为了专心于为老教授和广大退离休教职工服务,他一一婉拒辞却了其他工作,真正表现出了视名利如烟的崇高的精神境界。现在的老教授,特别是一些退离休早的老同志,都是计划经济年代走过来的,他们曾经或者依然为国家、社会和学校无私奉献;但他们的生活清苦,有时因为某些制度缺陷和某些官员的腐败而使合法权益受到不应有的侵犯。他为老教授和全体退离休职工服务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团结老教授们,挺身为维护广大退离休教职工的合法权益而进行“合理合法,锲而不舍”的努力。为了改变上海养老金分配制度不合理、不公平的缺陷,他与老教授协会的同事们多次向市府领导写信,申述理由,提出建议,期望改进,同时还与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们沟通,反应民情,获得他们的支持,在市两会会上多次提出提案和书面意见,从而引起了市政府领导和相关部门的重视。凡在改革中涉及到退离休老同志利益的事,他都事事关心,如住房制度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时,他都亲自调查了解情况,听取退离休教职工的意见,向领导反映,提出建议,使老同志的合法权益得到较好的维护。协助校退管会积极推动院系退管工作的制度化,落实“两级管理,两级共享,两级服务”,使学校推管工作开创了制度化管理的新局面,使老同志获得了应得的保障和更多的关怀。
在为老服务中,他亲历亲为,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如组织退教协配合退管会,对学校退离休老同志“老有所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写出了调查报告,并在此基础上他主编了《旦园枫红——复旦大学退离休教师“老有所为”纪实》,表扬了退离休老同志在继续为国家的科教、文化和社会经济事业作贡献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追求真理、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挑战困难,开拓创新、与时俱进,胸怀宽广、无私奉献精神。
他也很注重理性思考,即从理论上弄清楚一些问题,如本市退休金分配为什么不公?怎样了解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大政策等等。在主编《为了夕阳红——老年学研究》时,他支持就相关问题进行理论研究。2007年,他又与其他同志主编出版了纪实性散文集《心印复旦园》,100多位老教授挥毫著述,在文章中展示他们对复旦大学的至爱深情,描绘他们在管理、科研、学术道路上的风范,创业育人的艰苦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情操,再现了复旦大学从过去走到今天的历史辉煌。
他常说,工作都是同志们做的。这不是故作谦虚,而是真诚的。他多次说过:“在退休以后,参加校老教授协会和退教协工作,与多学科的同志真诚相处,大家一起为退离休老同志服务,是人生的幸福!我很珍惜同志们对我的关爱,也很珍惜我们这个团队。”老方还说,文明之所以团结融洽,因为文明心态平和,淡泊名利,为老服务不计得失。我们彼此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帮助。
复旦大学一位著名教授曾说过,他一生做人就是要把一个“人”字写端正(大意)。方林虎尽职电子工程系主任,任副校长,当老教授协会、退离休教师协会理事长为老服务,都是做事,做得有成绩,受到赞誉。所以能如此,那就是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始终在努力将一个“人”字写端正。凡事“人”为先。他这个“人”字中没有铜臭,而只有俯首为牛服务国家、社会和他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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