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中，立德树人、文化育人是深化教育改革内涵的亮点，由此也提出了要加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命题。在这个命题中，高校如何发挥老教授的作用，特别是如何体现和拓展名师效应，上海市老教授协会、上海师范大学老教授协会课题组在本市部分高校进行调研后深切感到：改革在呼唤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校园文化建设要以名师风范来引领。
一、改革呼唤校园文化建设
高等学校是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学府。高等学校所培养的人才，除必须具备各自的专业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应当具有忠诚于科学的职业操守，树立服务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高远志向。因此，高等学府里除了传授各方面的专业知识、技能之外，更要在形成青年一代的正确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在改革开放、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化，各种诱惑因素趋盛的当代，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于青年人跨出校门，圆满走完人生旅程，更是至关重要。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特点，使得校园文化建设尤为迫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直到改革开放以前，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高等学校，以及对大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也一无例外地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指导方针。而大学校园文化也围绕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中心，实际上割断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道德传统的传承脉络。历史的实践已经表明，高等学校在十年“文革”中的动乱，大学生在“文革”期间的无序和迷茫，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下“造反有理”的校园文化结的恶果。
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基本方针的转换，怎样建设大学校园文化，也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问题提了出来。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能激活生产的各种要素，最大可能地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它确实会激发人的利欲，导致金钱拜物教，腐蚀人的心灵，以至使得有些人为追逐利润的最大化，不惜作奸犯科。这种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不能不直接影响着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此外，大学生上学条件的变化，也影响着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改革开放以前，大学生上学是免收学费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还可以申请助学金；购买书本，以及学习、生活必需品，均能得到适当的补助。改革开放以后，除国家计划内的师范专业之外，其他大学生均需缴纳学杂费、住宿费。因而，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读书成本也已成普通家庭颇有压力的负担，社会、家庭、大学生本人，难免把投资的观念也融入了上大学。这样，“为祖国而学习”、“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均已成为历史的口号。而随着大学毕业生（包括取得博士、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就业的形势日显严峻，竞争就业岗位的日益激烈，大学生连争取入党、当学生干部，也搀杂了功利因素。
社会客观大背景的变化，人生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利禄被社会的很多群体越来越作为追逐目标，社会道德底线屡屡受到挑战，学术腐败的丑闻层出不穷，凡此种种，都制约着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以至学风、教风，也都产生了不少新问题。
学风中突出的问题是迟到、缺课、旷课严重。包括知名重点大学在内的全市高校抽样调查结果表明，有的课学生迟到率高达60—70%，个别学生甚至迟到30-40分钟。上午第一二节课，即使到课的学生，在课堂上吃早点、相互交头接耳、随意进出教室等等现象，竟也见怪不怪了。此外，缺课、旷课的状况也极为惊人。特别是大学四年级，所有课程总体的出勤率只有50%左右。甚至还有这样的课：应到学生80人，实到只有11人。对于这种状况，任课教师也显得无奈，往往是“睁只眼、闭只眼”。攻读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的状况，也好不了多少。在读的研究生，真正专心学习、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只有极少数，多数只想“泡”个学位，有的是只想“混”个学位，便于就业。
学风问题与教风分不开。应当说，大部分教师都在认真地教书，但是确有部分教师，不同程度地存在“心不在教”的状况。有的教师认为：仅靠讲课，收入不高，难以支付住房贷款、子女上学等费用。何况对教师的考评、升职等等考核的内容，教学质量指标是弹性的，因而部分教师把精力都用于搞课题研究，如何获得研究项目、如何获奖上。即使对于学术研究，也是急功近利，以省力、厚利为方向。
学风、教风方面所反映出来的种种新问题，又涉及到行政部门对学校办学水平的评估，以及对教师工作与业务水平的考核制度。行政部门评估学校办学水平的那些“量化指标”，即那些“数”。于是，实际是在逼着学校去追逐科研项目和经费、项目获奖和奖项等第。行政部门考核办学的标准是看那些“数”；学校表现自己办学水平的自然也是那些“数”。于是，从上到下，都见“数”不见“人”。应当说明的是，有些“数”确是客观事物的如实概括，不能完全否定这些“数”；但有些“数”是虚假的，甚至是为了应付评估和考核的需要而补上去的。这样的评估、考核制度，客观上已在为教风、学风方面的严重问题推波助澜了。
因此，用什么精神引领大学的校园文化建设，已是当前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时代性课题，也是深化教育体制改革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校园文化建设要以名师风范引领
大学学习阶段是人的一生中成长的关键阶段。青年人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当然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但是无论怎样，大学校园文化的熏陶，总是其中的重要环节。美好、清纯的大学校园文化，不仅是大学生形成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必要环境，更可以为中华民族各族人民提供共同的精神家园。校园文化是弥漫于大学的意识形态，它每时每刻都在浸润着大学校园里的人的灵魂。我们在调研中感到，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可以也应该以高校名师的平凡而高尚的业绩，爱国、爱校、爱生的精神风范，引领大学的校园文化建设。
2500多年前，被奉为至圣先师的孔子在总结自己的教学经验时说：教师自己要勤勉、虚心，“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对学生要一视同仁，“有教无类”。孔子教育学生的基本内容是“文、行、忠、信”，也即主要是讲怎样做人的道理。1200多年前，韩愈也在《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他既指出教师在传承民族美德、感化人的灵魂、教授科学文化知识中的重要作用，也点明了教师应当具有的职业操守。沪上高校中的许多名师，集中体现的正是我国自从有教师行业以来的师道、师魂。可以说，师道、师魂，已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体现之一了。大学校园就是要传承和营造浓浓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氛围。
名师们体现的师道、师魂，集中体现为以下四个“心”。
（一）对祖国的赤子之心
千百年来，爱国主义已成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在民族灾难深重的岁月里，名师们表现的爱国精神，天心可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交通大学的一部分由于来不及内迁，被迫滞留上海坚持办学。在险恶的环境下，从校长黎照寰到普通教师，在犹如囚室的“校园”里，爱国之情，仍然壮怀激烈。他们团结一致，不怕威胁，拒绝利诱，民族气节凛然，就是不开日语课。1942年4月，王遽常教授上国文课时，学生在课堂上吟诵自己创作的《登楼赋》：“……睹邦家之豆剖兮，熟能如太上之忘情？遭举世之烽烟兮，幸弦歌之未轰。天赋余亦良厚兮，敢玩忽而自绝？庶勤学之有成兮，拯斯民于火热……”。此时，权作上课“教室”的陋室里，举座热血沸腾。
上海师大的名师中，就有以原校长廖世承为代表的“海归”学子，在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刻，抱着报国的赤热之心，抛却个人名利，投身祖国的教育事业，以启迪国民的民族自尊与自觉。
廖世承出身书香门第，青年时代赴美留学，获布朗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光华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教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廖世承力辞待遇优厚的官宦聘任，辞别妻、儿，只身到各方面条件都极为艰苦，几乎与外界隔绝的湘西山区，筹建独立的师范学院，以培育国家所急需的中学师资。当时国内的一批知名专家、教授，如钱基博、钱钟书、孟宪承、高觉敷等，都曾先后在国立师范学院任教。短短几年，国立师范学院就成为抗日战争期间一所有全国影响的高校，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花甲之年的廖世承又不辞辛劳，担起上海第一师院、上海师院首任院长的重任，带领师生开展新的创业。如此爱国之心，如此奉献精神，在上海高校的名师中，可以说比比皆是。
（二）献身教育事业的忠心
献身教育事业是名师们的共性，对这一事业的赤诚和执着，在上
海师大物理学教育专家贾冰如身上体现得尤其鲜明。
贾冰如先后担任过交通大学、中央大学教授。凡听过他讲课的人，不管年代多么久远，无不交口称赞他讲课的精湛和敬业精神。贾冰如几十年如一日，凡有课之日，必在课前半小时到达办公室，检查教学的准备工作，复看助教们准备的演示实验。课前十分钟，他还要用温开水吞服一包头疼粉，以防止顽疾头痛病发作，影响讲课。然后就是静心沉思，思考本堂课的重点和难点。
贾冰如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被安排到实验室当实验员。他发现实验室的墙角和地板的缝隙里，散落着由于学生实验时操作不当而撒落的、大小不一的汞（水银）珠时，不怕有毒，日复一日，默默地、小心地用尖咀吸管将之逐一吸起来，再清洗干净，装瓶备用。贾冰如还把实验室管理得井井有条，把普通物理实验室的上百台仪器，逐台调整、修理，标出仪器的精度，为实验指导教师确定学生实验允许的系统误差范围，提供依据。贾冰如虽然身陷逆境，却始终忍辱负重，埋头苦干。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之后，他重上讲台，不仅为基础课的质量把关，而且还悉心培养了一批青年教师。“文革”期间，贾冰如又受尽折磨以至一病不起，但在病危期间，仍念念不忘要把被“文革”中断的新教材编写完，要把为青少年编写的《十万个为什么》（物理部分）修改好。贾冰如的一生就是这样忠诚地当教师。这样一批批的名师，不说可歌可泣，也是可敬可亲。
（三）学术研究的痴心
许多名师都把三尺讲台当作自己用心血去耕耘的“圣坛”。他们喷发出的人格魅力和高超教学水平，都是以滴水穿石的精神从事学术研究凝聚而成的。因此，名师们的学术造诣，也无一不是“梅花香自苦寒来”。
华东师大古文字学
上海师大中国古典文学专家马茂元不仅论著等身，而且还能信口吟咏两万首左右唐诗。至于像清人吴伟业的诗集《吴诗集览》之类的明清别集，他精解之余，还能熟记二三十部，能将《吴诗集览》一连背出30余首，包括长诗《圆圆曲》、《鸳湖曲》、《永和宫词》、《楚两生行》等，抑扬顿挫，全不打愣。
上海师大著名宋史研究专家张家驹，是两宋时期我国经济重心南移说的首倡者，因为不赞成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革”中被作为“三反分子”，备受折磨，惟一的儿子也受迫害而死。“文革”后期，被吸收参加古籍整理、校勘工作之后，张家驹抛却了个人所受的种种不公，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内心伤痛，全身心地投入，字斟句酌，一丝不苟。老伴怕他再惹祸，嘱咐他不要发表意见，别人怎么说就怎么做。张家驹说：“这怎么可以呢？学术是实事求是的，不然将贻患后世。”由于过度劳累，又缺乏必要的营养补充，以致早早就离开了人世。张家驹就是这样：生为学术人；死为学术魂！
（四）培养学生的爱心
上海师大体育学教育专家王南珍，青年时代就在体坛崭露头角。他既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篮坛的“五虎将”之一，参加德国柏林第十一届奥运会的中国国家男篮主力队员；又是沪上的足球明星。从1956年开始，王南珍就十分强调体育系学生和学校运动员，必须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理念，也始终以科学的理念、严格的标准和严肃的精神来指导和培养学生。“文革”中，王南珍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批斗、抄家，但他仍抱着作为教师的宽广胸怀。一位在“文革”中斗王南珍最凶的学生，毕业后十分后悔、内疚，想对老师有所表示，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作为礼品，就背了50斤家乡出产的大米，来向老师赔礼道歉。王南珍却和蔼地说：“你把米背回去。那年代，谁也弄不清楚，我怎么能个人记仇。只要你今后好好工作就行了。”王南珍一生，心中总装着学生，以致在他离开人世前，还一再嘱咐家人，将他的骨灰一份送回家乡，陪伴他的父母；另一份埋在上海师大校园大操场旁边的香樟树下，让他能时时倾听大学生们锻炼身体的强劲脚步声。
许多高校中的名师，尽管各有各的人生经历，各有自己的学术和教学生涯，但是作为教师，他们都具有上述四个“心”。这四个“心”是名师们拥有的共性，也是各校的师道、师魂。他们在世时都心在学生，即使过世后，不少人依然还魂系学生，因而共同铸就了今日的许多名校。
三、拓展名师效应，建设校园文化
大学校园既是名师产生和存在的土壤，又是名师用心血浇灌的园地。大学校园文化既是名师精神的载体，又是名师精神的体现和结晶。可以说：名师离不开大学校园文化；而良好、纯净的大学校园文化，应当也必然会涌现出一代又一代的名师。因此，传承学校的优秀文脉，重要的是要以名师精神构建校园文化，让师道永恒。
近年来，上海各高校在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的实践中，纷纷把挖掘、收集、整理本校名师们平凡而高尚的业绩，作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诲后学，建设校园文化的重要手段。
21世纪初，上海交通大学就将研究、编写、宣传本校的光荣历史，学习历代知名教授和学者的治学、为人精神，作为大学文化和校园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已出版的各种校史类著作中，对该校创办以来的历代名师，都有专门的介绍，并从这些名师的真实历史背后，提炼大学精神，建设校园文化。阅读这些著作就能体会，百年交大所融就的校园文化，也是学校拥有一批批树人育才、众望所归的名师所绽放的思想之花。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有113位历代名师事迹的《复旦名师剪影》。复旦大学校长
华东师范大学老教授协会也收录了自该校建立至改革开放前的79位名师的业绩，出版了书名为《师魂》的名师集。华东师大领导在校内先后组织了26场规模不等的报告会和座谈会，由《师魂》的编写人员向师生做报告或参加座谈，介绍、宣扬名师们的事迹，用名师精神感染师生，营造校园文化。
上海师范大学老教授协会也在校领导的支持和关心下，从2006
年开始，全面整理名师们的资料，编写了40位名师的传记，出版了《师道永恒一上海师范大学名师列传》。《师道永恒》既辩认学校走过的历史脚印，又传承学校的优秀文脉，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对此，各方反应非常强烈。特别是海内外的校友，都以曾就读于拥有这样一批名师的学校而自豪，也更希望以名师精神，引领校园文化建设。学校领导不仅把编续、出版《名师列传》列入校园文化建设纲要，并且把它列为青年教师上岗前培训的必读课目，力求用名师的精神风范熏陶青年一代。
上海有许多文化底蕴深厚的高校，名师辈出。名师是学校的宝贵财富，也是学校的珍贵资源。我们在调研中深深地感到，收集和编写各校的名师实录，宣传和发扬名师们的业绩和精神，是高校建设清纯、奋进的大学校园文化，教育青年一代抵制社会上不良风气侵蚀，传承学校优秀文脉的有效手段之一。因此，以名师风范引领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不仅是深化教育改革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