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先生于我，既是大学校长、导师；又是国家级的领导人，虽然离开我们将近十个年头，但对苏老的思念之情，依旧是那么深沉、那么留恋，梦中常会见到他那慈祥的身影。在苏步青先生110周年诞辰之际，回忆起当秘书时苏老对我讲的三句话，深感这是指导我人生进步的箴言。
“作为一位秘书应当有正确的理想和信念。”在一次讨论纪念建党70周年写作的口述中，苏老回顾走过的历程，深怀感情地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今天的繁荣发展。不管遇到什么艰难困苦，都要听党的话，跟党走。苏老对中国共产党从不甚了解，到一步步加深，直至发出“此身到老属于党”的真情表露，并付之实践，对我产生极大的影响。在职时，我听从党组织安排，做好份内工作。退休后，我坚持为人民服务，仍接受学校返聘，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从未放弃理想和信念的追求与坚持，并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去。
信仰是以理性和科学为出发点，把自己的立足点建立在理性和科学的正确价值基础上；是勇于面对生活，并改造现实生活，在现实世界中追求人生幸福。这种信仰对待道德和精神追求，能引领人走向更高的精神境界，是对人生社会有益的道德。信仰是在人类精神世界的深处做文章，指引我的正确人生道路。我之所以有今天的名分，是理想和信念促进的，所以我怀念苏老，敬仰苏老。
“秘书要靠自己的奋斗，学理论，学技能，去赢得组织的信任，赢得自己应该得到的一切。”至今还记得，秘书在高校中，没有什么职称可评，工资、住房都与职称挂钩。苏老看到了这些，鼓励我去兼课，以解决职称问题，从不许诺给什么待遇。但是工作都做不完，还有时间上课吗？在苏老的提醒下，我白天工作，晚上发挥自己的专长和技能写论文，靠着辛勤与奋斗，经过24年的努力，评上了职称，改善了住房条件。
秘书虽处于特殊地位，因工作性质而享有一定的特权，但这些特权是从领导权力中派生出来的，不能因此产生某种优越感，更不能以权谋私。在苏老身边工作，我充分感受到苏老的廉洁奉公，凡写信有点涉及私事，都是自己贴邮票；领导安排苏老外出休养，都按规定履行报批手续，从不搞特殊化。在苏老榜样的教导下，我向苏老学习，坚持该拿的拿，不该拿的绝不伸手。注重自身修养，纯洁意识，防微杜渐，在秘书生涯中保持清白廉洁。退休后，在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指引下，像在职时那样，以自己特有的技能如应用文写作、编辑，力所能及地继续为党工作。
“秘书还应有不断进取的精神，才能走得更远。”与苏老日常接触中，听到最多的是“活到老、学到老”。苏老50多岁学俄语，后又研究计算几何，练习书法、锻炼身体，获得长寿，为国家工作七八十年。
苏老的言传身教，鼓起我不断进取的风帆。因眼睛高度近视，曾发誓不学电脑打字。但是复旦大学百年校庆前，组织上要求我承担《复旦大学百年纪事》执行主编的任务，大量电子版发到我手中，不会电脑就难以做好这项工作。这就引发我去学习和进取：62岁学电脑，不过还是“一指禅”，64岁买手机发短信。66岁兼任学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委员的任务，与大学生一起阅读《苏步青传》、谈心，给予年青人读书与做人的指导；为了便于沟通，我又学会发QQ。68岁时，年轻干部急需学习应用文写作技能，我又学会自己做PPT，给他们传授写作技艺，真是学无止境啊！我从中获得良好的心态。
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生观处于心理现象的最高层次，是个人行为的最高调节者，在人的心理活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苏老关心秘书的自我提高，只要在工作中做出成绩，就给予鼓励，同时提供研究成果发表或交流的机会，我写作的苏步青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的论文，苏老亲笔修改审定，先后在《复旦教育》、《中国高等教育》杂志上发表，这也使我更加热爱本职工作。几十年来，我进行高等教育学研究，撰写和发表一批论文和书稿。主编《复旦大学教授录》两册共 63万字。结合工作撰写《苏步青传》、《我为苏步青当秘书》等文集6部。
苏老的谆谆教诲使我逐渐树立理想和信念。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有了那么一点精神，才不会为困难所屈服，才会心存高远，才会活着并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而去追求活着的意义和价值。苏老在谈及数学人才培养时说过：“他们的每一个成就，都是与辛勤的劳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实干，才能在攀登数学高峰的过程中，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取得重要的科研成果。同样，就秘书工作而言，它具有责任大、时效强、事务繁的特点，没有实干精神，一天也干不下去。
本来只想当几年秘书，没想到一干就是整整23年，虽然很苦很累，但是很值得。苏步青教授是中国人的骄傲，是复旦大学的光荣，是温州故乡的幸运，能为他老人家服务，是一种福分，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何况面对伟人，耳濡目染，我真的受益匪浅。现在想起来，自己之所以还有一些著述和成绩，与苏教授的支持和鼓励是分不开的。
苏老的教诲我会一辈子牢记心间，落实在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