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们入住复旦九舍，与苏步青先生为邻。1978年4月，76岁的苏先生出任复旦大学校长。我的先生胡功华是校医院的医生，为了校领导的医疗保健工作的方便，学校为我家安装了校内电话。苏校长还兼任多项政务社会工作，工作很辛劳繁忙。但苏校长请医问药都是自己上门来，从不派随员保姆。由此，我们就有了与他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咋一看他像是一个朴实的老农；再一看，他的举止投足和谈吐，特别是他那用脑过度而谢顶的“博士头”，显示了他的博学多才。他来我家总是随和亲切，丝毫没有一点点“大人物”的作派。
有一次，他看到我家饭桌上放着一只孩子刚吃完的牛奶瓶，就问：“牛奶一瓶要多少钱？独生子女津贴费付一个月的牛奶费够吗？”我答：“每瓶1角4分。”“哦。”他沉吟道。不久，独生子女费由每月4元增至每月5元。原来校长随时都注意履行人民代表的职责啊！先生离我家时，每次总不肯让我相送。我实在不放心这位老人的安全，就想了个法子说：“苏先生，让我的儿子送送您吧，给孩子一个尊老懂礼貌的机会吧。”这下先生才答应由我的小儿搀扶护送，待穿过堆满杂物又狭窄的过道下楼走出大门后，他就不让孩子再送，并对孩子弯身一躬，才返身走回家。我在三楼窗口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一位年近八旬的大校长，为孩子护送他，鞠躬致谢。这里包涵着多深的个人品格修养！
1980年以后，劳累了大半生的苏师母日见衰弱多病。在一个三九严寒的深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惊醒。我忙穿衣开门出来，隔着大门问：“哪位？”“我，苏步青。”一个声如洪钟的回答。站在我面前的是伫立在寒风中已多时的年过八旬的苏步青先生。他那有着犹如刀刻般皱纹的脸上，呈现出一派焦虑，——他的爱妻病情危急。胡医生陪着他匆匆下楼，望着先生背影，我不禁感慨：夫妻情笃啊！
1980年暑假，学校安排苏先生携夫人去莫干山休养。按先生当时的级别，可以配备安排一些随从。可是他还是按照自己的“惯例”，节约公家开支，只带胡功华医生一人，既负责医疗保健，又兼管家杂务。先生遵照当地规矩，从无特殊要求。每天按时起床、做操、喝茶，老少三人定时去饭厅用餐。无论是平时用餐还是宴请，苏先生总是请胡医生一起同桌享用，这使胡医生深为感动，终身难忘。先生除坚持每天练书法，读书报信函外，还全神贯注地书写“仿射微分几何”。他“休养”的唯一内容是在夏日夕照西下，携夫人和胡医生在云雾缠绕、宛若仙境的山间小道相扶散步。休养结束后，先生顺道去舟山、普陀山参观访问，受到当地民众热烈真诚的欢迎和款待。一路上先生依然坚持沿途不设警务配备，始终简朴、平易不张扬。在普济寺，主持方丈慕名求先生墨宝条幅，先生当场答应，回家后即写成邮送。
苏先生居住的小楼周边的绿化，是他自己设计种植的。藤萝攀缠，树木葱笼、四季花香，非常别致优雅，是复旦九舍一景，邻居们观赏散步、孩子玩耍的小花园。八十年代上影厂拍摄《快乐的单身汉》即取景于此。先生毫不吝啬地提供一楼居室供拍摄二周之久。九舍居民在苏先生爱绿、护绿的生活情操影响下，也都养成了种树养花的文明习惯，使宿舍获得上海市文明小区的嘉奖。先生虽配有专车，但所乘小车从不进宿舍，这种顾及大众安全的举动，成了九舍居民自觉奉行的原则，树立文明的风范。
当旭日东升，九舍草地上轻雾尚未消退之时，苏先生每日都坚持在自家平台上锻炼身体，然后拿起一把大扫帚，清扫花园。令人难忘的是，先生90多岁时，早饭后还准时握着一个公文包，去学校上班！
2001年9月，我参加了在复旦大学逸夫二楼举行的苏步青教授百岁华诞庆典。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巨匠及先生家乡的亲朋好友们隆重欢聚。报告会结束后与会者还依依不舍地团聚在一起，谈论关于苏步青先生的故事，洋溢着由衷的敬仰之情。在多次催促下，人们才乘车前往宝隆宾馆开寿宴。先生因病没有出席这次寿宴令大家稍感惋惜。回想十年前在锦江饭店苏先生90寿辰的庆典时，他睿智风趣的言行，盛情周到的招待，会场上，洋溢着浓浓的喜庆的气氛，令人难忘。转眼到2012年，是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先生离我们9年了，“苏锥面”、“苏步青效应”，苏步青先生的品格和精神将永存！
我作为一名普通中学教师，有幸与苏先生相邻三十几年，直接受到他处世为人身教的熏陶与教诲，受益终身，弥足珍贵。谨以此小文，权作心香一瓣，献于苏步青大师，以表敬意与感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