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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重新研究《资本论》

          聂锦芳教授214北京大学的演讲

 

  迅猛推进的全球化态势,特别是近年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发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及其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仍然是透视当代世界科学而有效的理论武器。《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著述,是诠释马克思思想最重要的文本依据。在当代新的境遇下要把马克思主义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和层次,仍然绕不开这座思想高峰。当然,今天的研究是要在过去奠定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检视既往的《资本论》研究史,就会发现,我们的基础其实并不雄厚,至少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其一,很多论著将《资本论》视为一部业已全部完成了的而不是思想、体系处于开放状态的著作,离开其庞大的笔记和手稿群,甚至离开马克思本人的第一手稿,只是根据由后人整理成型、辗转翻译三卷通行本展开研究,缺乏真实、完整而权威的文献基础。

  其二,很多论者把马克思完整的思想硬性地区隔为经济学哲学社会主义三个版块,《资本论》则更多地被看作是一部单纯的经济学著作,而忽略或淡化了其宽广的理论视界、深邃的历史意识和深刻的哲学蕴涵。

  其三,有的论者没有看到马克思时代与其身后20世纪整个世界发展的时空视差、社会变迁及其二者复杂的内在关联,只是根据现实的需要便对《资本论》的思想和观点进行随意的概括和极端性的评论,实际上并没有客观地再现和揭示《资本论》的思想史地位和当代价值。

我们认为,现在是需要全面超越原有研究方式和水准的时候了。

 

站在世界学术研究的前沿领域,以权威、完整和准确的文献资料、版本作为重新研究《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基础,以此廓清《资本论》发表百余年来争论的众多问题。

 

  研究基础的权威、完整和准确,对研究水平的提高具有不可限量的意义。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BE,以下简称MEGA2)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手稿卷”1524册即将于2012年出齐,再加上其第三部分书信卷8-35卷大量涉及到《资本论》的通信和第四部分笔记卷2-9卷所刊布的作为《资本论》准备材料的四个笔记等,马克思准备、写作、修改和整理这一著述的曲折过程将被完整地再现出来,同时也表明《资本论》文本实际上由如下几个部分组成:

  一是笔记部分。即MEGA2第四部分第2-9卷所涉及到的巴黎笔记184310-18451月)、布鲁塞尔笔记1845-1847年)、曼彻斯特笔记1845年)和伦敦笔记1850-1853年)。这些是马克思在《资本论》正式写作前的准备材料,记录了他从思想先驱那里汲取思想资源、展开自己的思考和重构的思路及过程,几乎触及到后来《资本论》手稿中的绝大多数材料和议题。特别是由于后来的手稿实际上也非常凌乱,各部分之间的衔接常常出现中断,这些笔记就成为索解马克思复杂的思想结构和叙述逻辑的重要参照。

  二是初稿部分在过去稍微深入一些的研究中,人们总认为《资本论》有三个手稿,即著名的“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1863-1865年手稿,而MEGA2根据新的文献补充和修正了这种说法。它不仅通过第二部分第1卷的2个分册、第3卷的6个分册刊出前两个手稿,而且通过第2卷将1858-1861年马克思留下的材料(包括7个笔记本的前言、两个提纲、《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准备阶段、第1分册、《资本论》第1章的计划提纲引文图解等)和恩格斯的评论一一予以刊出,又通过第43个分册将所谓“1863-1865年手稿修正为“1863-1867年手稿,公布了从1863年至《资本论》第1卷正式出版前马克思的全部手稿。这样,所谓《资本论》的手稿部分实际上指的就是1857-1867年间马克思所写下的《资本论》的初稿,而三个手稿的说法只具有相对的或特定的意义。

  三是整理、修改稿部分MEGA2第二部分第5—10卷刊出的全部属于《资本论》第1卷的各种版本,包括其德文第1版、第2版、法文版、德文第3版、英文版和德文第4版;第11—13卷刊出的《资本论》第2卷的马克思手稿、恩格斯修改过程稿和恩格斯出版稿;第1415卷刊出的《资本论》第3卷的马克思手稿和恩格斯整理过程稿、恩格斯出版稿。

  为什么要花如此大的精力甄别同一卷次的这些不同版本呢?因为它们之间不仅在字词、段落上有非常多的改动,而且在结构上、内容上也有比较大的差别,用马克思评论第1卷法文版的话说,都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比如,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研究者所依据的《资本论》第1卷的版本都是由恩格斯整理的德文第4版,但MEGA2提供的材料表明,1867年出版的德文第1版只有6章,而1872-1875年间分册出版的法文版则扩展为833章,1882年的德文第2版又修正为725章,1887年的英文版则为833章(与法文版也不完全一致),而1890年的德文第4版确定为725章。再比如,把MEGA2第二部分第11卷(分2个分册)中刊出的《资本论》第2卷的马克思手稿与第12卷刊出的恩格斯对这些手稿所做的整理过程稿以及第13卷刊出的正式出版稿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恩格斯删减和增补的句子、公式和术语以及序列变更等超过5000多处,而且这还不包括标点符号、笔误等技术性的处理以及恩格斯对马克思原稿内容的概括部分,有些方面未必只是形式上的改动,实际上涉及到对《资本论》思想的恩格斯式的理解,而且恩格斯在整理这些手稿的时候,没有查阅过一本马克思当年写作时参考过的书籍。

  这里还想指出的是,中文新版《资本论》(2004年版)改变了从俄文转译的做法,根据德文对原来的译文做了校订,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遗憾的是,第1卷校订依据的只是MEGA2第二部分第10卷(仍然是德文第4版),而对其他各种版本之间的不同也并没有在注释中详加说明,更使人不能理解的是,第23卷校订依据的竟然不再是MEGA2,而是倒退到作为通行本的柏林狄茨版(1963年)!这样经过MEGA2编辑那么多年悉心甄别、考察和辨析而取得的研究进展就没有能够在中文新版得到充分体现。

  四是书信部分MEGA2第三部分书信卷从第8卷开始到35卷大量涉及就《资本论》写作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相互通信、马克思和恩格斯联名致他人的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致他人的信,以及附录中包括他人分别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他人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以及他人相互之间的通信。这些书信表露了马克思长达40余年艰辛创作的艰难经历和真实心迹,也展示了同道参与这一巨大的思想建构工程的原委和过程。

  以上关乎《资本论》的这些材料的刊布,将颠覆人们印象中它几乎是一部已经完成了的著作的传统看法,表明《资本论》实际上仍然处于一种日益发展的进程中,处于一种没有完成的、开放的,并且是具有疑惑和困境的发展过程中的实际情形。如果不将这些文献纳入《资本论》研究当中,怎么能不受到极大的局限、又怎么能准确而全面地把握马克思的原始思想呢?

以上的爬梳、考证和甄别绝不是为了罗列和铺陈文献,更主要是试图据此使《资本论》发表百余年来发生的那些众多的争议可以获得进一步的廓清,诸如:1马克思是怎样由副本批判转向原本批判的?这对他一生的思想探索意味着什么?2巴黎笔记巴黎手稿巴黎手稿与《穆勒评注》究竟是什么关系?3如何看待异化劳动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地位?4伦敦笔记对于马克思经济学建构的意义何在?5是什么促成了《资本论》结构由两卷本——六册计划——三卷本——四卷本的不断变化?最后马克思放弃了六册计划的构想了吗?6“1857-1858年手稿与《资本论》的关系?它是不是《资本论》的初稿7“1861-1863年手稿的意义何在?马克思是凭借什么超越古典经济学的?8《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第2版、法文版、德文第3版、英文版和德文第4版各个版本的在内容上有何差别?如何估价这些差别?9《资本论》第23卷的马克思手稿、恩格斯修改过程稿和恩格斯出版稿之间的差别说明了什么?对5000多处不同做怎样的界定?如何估价恩格斯在《资本论》理论建构中的地位?10马克思为什么没有完成《资本论》的整理工作?他的晚年笔记与《资本论》究竟是什么关系?等等。

 

突破把《资本论》仅仅看作是单纯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哲学上只是对唯物史观的运用与检验的传统而狭窄的研究思路,而要在扎实的文本、文献解读的基础之上将其宽广的思想视野、深邃的历史意识和深刻的哲学蕴涵全面地展示、提炼出来。

 

  《资本论》浸透了马克思长达40余年的思考和探索,他以文字描绘出一幅他心目中的社会图景、历史图景、理论图景和思想图景(尽管他从没有认为自己已经思考和叙述得很完整、很透彻)。因此,用现代学科的界域去衡量和界定他的工作的所指和所属,必然陷入误判。即如第1卷是从探讨商品开始的,但它只是一个习见的经济现象和事实吗?不!当时市场上随处可见、大量堆积的这种东西蕴涵着多少复杂的社会内容,体现了资本多么强大的创生力量,又映现出多少人不同的生活境况和历史命运。此外,诸如价值、劳动、生产、管理、流通、所有权、积累、市场等等,哪一个是单纯的经济范畴、经济现象和经济运动呢?在我看来,支撑它们的实际上是马克思思想中那些最深层、最精髓而长期以来又重视不够的方面:

  一是观照和把握复杂社会的方式、方法的提炼。《资本论》所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马克思可以说处心积虑,煞费苦心,用心良苦!他尝试并最终概括、提炼出可以上升到历史哲学高度的诸多社会认识方式、方法,诸如普照光方法从后思索方法人体解剖方法抽象——具体方法等等。马克思注意到,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更进一步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他还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特别是由于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为此,他认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可以说,这些方式、方法是马克思哲学认识论中最重要的内容。

  二是社会有机体系统理论的建构。马克思曾被普利高津等称为现代系统论的鼻祖社会结构学说的奠基者,《资本论》是对这一判断最好的注解。在对社会历史现象进行诠释和透视的时候,马克思确实是把其看作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而我们知道,人类社会是由许许多多按自己的主观意愿行事的人所组成的,它的发展规律和趋势就深藏在其无数的意见、计划、情绪、意志、愿望之中,摆在人们目前的迫切任务是游过这些意见、计划等构成的汪洋大海而达到彼岸。面对复杂的社会历史,马克思提出劳动实践以及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存在、社会意识以及社会革命等概念,真实地从理论上再现了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了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原因、途径、趋向,使得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显现出井然的秩序。这无疑是历史观上真正重要的变革。

  三是历史形态与历史诠释之间关系的甄别。《资本论》对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划分不是一种尺度、一个标准,而是多层次、多角度的,诸如人的依赖性的社会→“物的依赖性的社会→“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商品经济、原始公有制私有制共产主义公有制、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野蛮社会文明社会、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或等级的所有制,等等。检视《资本论》的创作历程,我们还会发现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就是马克思善于把社会历史形态的思考、论证和阐发与关乎这一问题的学说史的梳理和评析紧密的结合起来。像作为“1861-1863年手稿重要组成部分、后来被编为《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写作就是为了配合原创性理论的建构而进行的理论史梳理。在这部手稿里马克思真正把历史形态与历史诠释、理论与理论史极其密切地结合起来了。他当然坚持历史存在的客观性和规律性,但历史以怎样的方式显示自己的存在?对历史如何叙述才能显现出其当代意义?源于时代境遇和社会实践的理论又如何表达才能显示其真正的意旨?等等,所有这些都关乎历史阐释学的重要议题。马克思以其丰富的文本写作实践触及到诸如历史表现、历史想象、历史隐喻、历史理解、历史叙述、历史方法、历史写作等问题,并且在其具体阐释中蕴涵着大量有价值的创见,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究、挖掘和提炼。

  四是资本的本性与资本的逻辑的揭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是把资本当作一个富有生命的有机整体来分析和把握的,他以深邃的哲学眼光洞察资本的本性,透彻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拜物教的实质。资本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拥有一种特殊的主观意志,即作为内在动力推动着资本主义的运动和发展。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条件下,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资本论》的全部经济范畴——商品、货币、资本、地租等从整体上再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

五是资本批判与人的解放之路的探究。马克思剖析资本及资本的逻辑,论证共产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其根本宗旨仍在于人,在于人的全面发展。表面看来,《资本论》探讨的是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探讨的是物质、利益、财富、阶级和所有制等问题,但贯穿这些方面的价值归旨是现实的个人的处境及其未来,是实践的人和人的实践,是人与人的关系。即如时间,我们一直把它看作是世界的存在方式,是一种可以度量的、匀速流逝的、物理状态的间隔,然而在《资本论》看来,哲学意义上的时间与自然时间是有区别的,它离不开人、人的活动和人的感受,衡量这一层面的时间的不是物理的尺度,而是社会的尺度、资本的尺度、人的尺度,时间成为人类发展的空间。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

 

结合对20世纪资本批判史的梳理、结合目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来重新理解和评价《资本论》中的资本理论及其对资本逻辑的批判,确立其思想史地位和当代意义。

 

  《资本论》把对资本的批判推向了那个时代的顶峰,但在其身后资本世界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人们也就一直没有停止对其的分析和批判。作为马克思战友的恩格斯,作为他们的学生的倍倍尔、李卜克内斯及伯恩斯坦、考茨基,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一代的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都作了程度不同的思考和反思。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更把对于资本的批判发展为一种完善的社会批判理论形态,诸如霍克海默对工具理性的批判,阿多诺对于资本主义文化基础同一性哲学的批判,马尔库塞和弗洛姆从性压抑(弗洛伊德主义的)对现代社会的揭露,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的批判,霍耐特为认同而斗争的理论,等等。而属于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谱系的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梅劳·庞蒂对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主义式的理解,萨特用存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形态中阿尔都塞对于《资本论》的新的理解,巴里巴尔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辩护,普兰查斯对于阶级斗争理论的再研究,鲍德里亚对于消费社会的研究和批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形态中柯亨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分析,威廉·肖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阐述,罗默对社会阶级和剥削的分析,埃尔斯特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理解;属于后现代主义形态的德里达关于马克思的幽灵不散的提醒,詹明信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德勒兹对于资本主义精神分裂的批判,拉克劳和默菲对于意识形态的研究,等等,这些资本批判既承接了《资本论》的批判锋芒,又注意到资本本身在20世纪的调整、转型和变异。只有置于这样一个理论和思想史的序列中,才能看出后来的资本批判与马克思之间的复杂关系,即它们超越了还是没有超越《资本论》、怎么超越的、超越到什么程度。

  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席卷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态势,更直接关乎《资本论》当代价值的重估。对于全球化,目前不同的人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评价,但就实际状况而言,资本的全球化仍然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在当代的资本全球化进程中,《资本论》所研究过的诸如雇佣劳动、物奴役人的现象、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等等情况依然存在,由此产生的那些经济根源、社会实质与功能也不能说与马克思的时代相比已经完全消失。但当代的全球化更多地表现为各个国家的经济主体在生产之外的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经济活动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急速展开。这种活动借以实现的形式就是跨国公司和国家资本。它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垄断的先进技术,实现了越来越大的范围的企业的国际分工。还需要注意到的是,在最近30年中国的发展中,资本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国外资本一直备受青睐,中国成为世界工场,更进一步成为贸易大国。而当我们有了新的发展、具备了一定实力之后,我们也开始向外投资,涉足诸如非洲的石油、澳大利亚的矿业乃至美国的银行,特别是我们在非洲的投资已达数十亿美元,影响越来越大,商业利益也越来越多。我们的这种投资当然有获取足够的原材料和更多的资金以满足国内经济迅速增长的需要的考量,但不也给落后国家带来世界视野、全球眼光、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向发达国家表达了中国希望世界和谐与发展的理念吗?应该说,这是一种真正的双赢和回报。

  以这样的情形来看当代资本,就不能说它仍然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鲜血,实际上,经过变化、修正和转换,较之过去它某种程度上更代表着一种规则、尺度、秩序、进步甚至文明,资本继续改变着世界的面貌,但它所造成的不完全是对立、冲突,更不是充斥着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般的惨烈,形成的是差异、等级、多元、示范、导引和推动。这样说来,处于当代全球化态势下的资本已经不完全是《资本论》中批判的那个资本了。这就提醒我们,必须注意《资本论》当代解释力的界域,正视时代变迁所导致的差池,写出它的新篇章。

  (聂锦芳 1966年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和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他从文本、文献的角度对马克思思想重新进行的梳理、阐释和评论,有助于矫正长期以来形成的误读和曲解,提升了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水准,是这一领域文本研究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

 (摘自《光明日报》2012.6.25.)

 

 

面对国内科技界不良的“潜规则”和浮躁的学术风气,海归应选择坚守、抵制,而不是主动“适应”、随波逐流

 

海归,请选择坚守

余 婷 婷

前不久,北京大学教授饶毅在其演讲《海归能推动中国科研改革吗?》中呼吁:海归科学家要抵制不良学术风气,通过自己的工作,影响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饶毅先生的这番呼吁,并非空穴来风。

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千人计划”、“青年千人计划”等吸引海外人才措施的实行,回国(来华)创新创业的科学家、工程师越来越多;在某些科学研究领域和新兴产业,海归已经撑起了半壁江山,甚至成为主力军。

在方兴未艾的海归回国创新创业大潮中,有一个现象值得警惕:面对国内科技界不良的“潜规则”和浮躁的学术风气,一些海归不是选择坚守、抵制,而是主动适应、随波逐流,很快就学会了拉关系、走后门;更有甚者,弄假学历、造假成果——“打工皇帝”唐骏、“基因皇后”陈晓宁、伪造“汉芯”的陈进,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一些海归可能会叫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果我们不随大流,可能就会申请不到项目、拿不到经费,甚至坐冷板凳、遭排挤。这样的推论乍听起来似乎有理,其实不然。

一则,整体而言,对于回国的海归,只要是货真价实、有真本事,无论是从经费支持还是设备配置,起初可能会经历一些波折,但最终都会得到满足;更何况,随着全国各地招才引智力度的加大,现在对海归更多的是高看一眼、厚爱一层、特事特办。二则,不能把科技体制不完善、学术空气不好当作自己随波逐流、造假作伪的理由——这样的理论,与阿Q的“和尚摸得、我为什么摸不得?”的龌龊心态有什么区别?从我做起、身体力行,完善科技体制、净化学术空气,是每一位科技工作者应尽的责任,海归有什么特权可以例外?更何况,国家之所以下大力气吸引海外留学者归国,除了希望他们贡献智力、报效祖国,同时希望他们能把国外严谨踏实的学术作风带回来,坚守职业道德、恪守学术操守,汇聚成向上的良性推动力量,为净化国内浮躁的学术空气、革除体制的积弊。

在这方面,一些海归科学家作出了表率。有的独善其身、潜心科研,为国家的学术进步默默耕耘;有的奋起打假,让造假者原形毕露;有的不计利害,为推动科技体制改革奔走呐喊;有的坐言起行,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小环境……他们的身体力行,有力推动了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进程。

正如饶毅先生所言:海归对中国科学的作用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在国内环境中,为人要坚持原则,二是在自己的科研领域,工作要扎实……

海归、非海归的科学家,大家应当联合起来,努力营造良好的科学环境,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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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资料(复旦大学2012年第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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